過去，我們常聽人說歐洲人英語厲害，美國人固步自封，語言能力低下。我想一個原因，是因為美國人所用的英語，基本上是一門世界語，全世界通用，所以學習另外一門語言的需求不那么迫切，普通人沒有必要苦學外語。而在需要學習語言的美國人當中，我發(fā)現(xiàn)有的人學習外語能力超強。這種例子在我身邊就數(shù)不勝數(shù)。

我們學校的明迪·湯普森(Melinda Thompson)教授，通曉七門語言。過去在俄克拉荷馬的學校一個教授格蘭·特斯條德（Grant Testut)，據說會25門語言，包括不少古代語言。我過去的一位教授芭芭拉·佩尼（Barbara Penney), 也至少會五門語言。而在多語種的歐洲，這種情況更是司空見慣。這些人要是在中國，早就被封為大師了。

通常被人視作畏途的中文，我在田納西的朋友謝德華（Edward Short)，普通話說得比我還好，還能用中文寫作，播音。即便在偏僻的俄克拉荷馬郊外，我有時候都能遇到來上門傳教的耶和華見證人傳道士，他們也能說流利的中文。

很少有多少國家像我們這樣，對外語學習如此焦慮。在這個問題上的持續(xù)糾結，乃因在這個全球化時代，普通人認可外語的重要性，但在方法上持續(xù)低效。

支持英語退出高考(微博)的一個很大原因，是英語學習占用時間太多，而效果、效率低下，學了等于白學。假如這門語言學習的成效提高，學習者不感到學而不得的郁悶，恐怕降低英語比重的呼聲也不會這么高。從這個角度來說，在學習策略上，我們應該反思，并采用被實證研究驗證為有效的方法去組織教學。而過去三十年來，在學習策略上，中國英語學習走了很多彎路。英語學習迄今為止，一些以訛傳訛的誤區(qū)還存在。在我看來，至少如下一些方面需要反思：

語言是不是工具？說語言是工具，也對也不對。語言確實是交流不可缺少的手段，是一種工具。但是不要忘了，語言和思維之間，不單純是內容與載體這么簡單。

文化語言也同樣能訓練思維,語言能提高思維的靈活性。我甚至看到一種說法，稱接受早期教育，且早教機構設置專門語言教育，兒童智商可提高高達7個百分點（Protzko, Aronson & Blair， 2013）。麥克盧漢甚至認為，“媒介即內容”(McLuhan, 1964)。語言不是思維的外殼，二者是一種共生關系。你說你多有思想，卻無法用語言表達出來，那這樣的思想是無法驗證的。同樣，如果一個人能出色地使用一門語言，我們倒有理由相信這人思維發(fā)達。

將語言硬性和它所依附的思想割裂，純粹當成工具來學是要不得的。為了凸顯語言的“工具性”，很多教育者和學習者都將語言和文化（比如英語世界的文學）切割開。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錯誤。不是說學習者日后非得使用“文縐縐”的文學語言，但是學習時，文學性語言，往往最能體現(xiàn)語言的張力。日后學習者會發(fā)現(xiàn)，任何一個行業(yè)內（包括政治、會計、商學），內部的“行話”（jargon)和敘述方式都有限，只要基本功扎實也不能掌握，反倒是文學性語言，能體現(xiàn)一門語言最豐富多彩的一面。

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，很多大學的英語系，還是按照“語言文學系”的格局建設。但是不久，我們發(fā)現(xiàn)，有不少人在抱怨以后又不從事文學事業(yè)，為什么要學這些文學性強的教材？這種教材和學習方法，被視作一種浪費。急功近利的教育者開始剝離這種文學性的內容，更多把語言純粹當成工具。

語言文化是難以切割的，就好比我們無法想象學習語文之去學如何看病、等車、購物的“日常用語”，而不去學習古代詩詞歌賦和現(xiàn)當代文學作品一樣。能使用功能英語是語言文化功底扎實之后的一種結果，而不是一種學習的過程。學生需要閱讀大量材料，增加接觸，才能學好英語。

去文學化也讓學生變成了沒有文化的學習者。從交流角度看，使用母語的人不會有興趣和一個無法深入交流思想的人，對其文化毫無所知的人長期交流。即便一個人口語流利，但是翻來覆去就那么幾句話，無法深入探討一個話題，這人在職業(yè)上也很難走遠。

聽說真有那么重要嗎？那種能讀寫不會聽說的”啞巴英語“造成了一種恐慌，使得讀寫遭到輕視，“聽說”占據上風。

社會培訓機構，尤其是“瘋狂英語”，對這個傾向推波助瀾。年輕學子把說一口“流利”的英式英語或者美式英語當成英語學習的一大目標。為了強調聽說，一些教育或培訓機構注重視聽，抨擊語法、讀寫教學。這樣的做法剝奪了學習者通過大量讀寫、增加接觸、積累語言素材的機會，使其成為只能流利說幾句話，超過了就卡殼了，這事實上這是一種新型的啞巴英語。

從翻譯－語法學習法，轉向聽說學習法(Audiolinguistic method), 在美國是戰(zhàn)爭期間的一種訓練的必需。因為軍人進入他國，能一些簡單的口語交流有時候事關生死存亡。外語教學者，包括扶忠漢、俞敏洪(微博)都舉過例子，稱戰(zhàn)爭期間軍人被迫在短期內學習外語，比如用槍指著腦袋，或是進入敵占區(qū)，不會外語不行，則短期內學習效果都很好。

問題是短期記憶和長期記憶非常不同，短期內長期聽說，和長期使用外語進行日常工作，其技能要求是非常不同的，后者更要求長期記憶，長期記憶需要深入理解，這種深入理解離不開大量文字接觸，而口語交流中，人們使用的詞匯總是有限的，句式結構的復雜性也是有限的。強化聽說教學法強調機械、熟練，要求學習者通過大量替換練習和口頭訓練，熟練掌握一些基本口語交流。這種學習方法基于行為主義學說，亦即通過刺激－反應來實現(xiàn)學習。自從1960年代之后，該方法在美國深受質疑（Yu, 2012)。而認知科學和建構主義的學習和教育方法，漸漸取而代之。

聽說當然也重要，但過度強調“流利”、“標準”，可能耗費過多時間在求全責備的聽說上，而不能把寶貴的時間放在語言學習的其他方面。從我自己在美國多年的工作經驗看來，讀寫的重要性甚至遠遠比聽說重要。一個外國人說話帶點口音，只要不影響理解，通常大家都能接受，但是論文和工作中的報告、郵件等書面材料寫得差，則直接影響到職業(yè)發(fā)展，甚至根本就找不到求職機會，因為找工作的時候第一關往往不是面對面交流，而是書面的求職信。

這事要糾正過來，必須恢復到“原生態(tài)的學習”，亦即回歸到正常語言使用的狀況，即包括讀聽說寫。我甚至覺得沒有必要去先強調聽說。我們常拿兒童學習語言為例，兒童是在沒有學會讀寫之前就學會聽說的。但是我們忘了，兒童學母語，存在大量浸泡（immersion)，是借助歸納法學習的。而作為非母語的學習，浸泡時間是很不足的，必須借助演繹法，一邊總結一邊大量接觸范例，接觸范例之后再去總結，如此遞進，才能不斷矯正我們對于一些用法的了解，并彌補接觸不足的缺陷。在這一過程中，不能回避語法，不能回避讀寫中刻意去用的語言規(guī)則。

該怎樣有效練習？我們一個常見的說法，是“書讀百遍，其義自現(xiàn)”。這個說法自然有它合理的一面，但是其效果則忽高忽低。有的人能借助不斷的閱讀，形成良好語感，但是這種人通常也在閱讀過程中在大腦中不知不覺在歸納總結，形成可推廣的模式。機械重復，未必都能形成很強烈的語感。有的學習者頭腦中不能構建思維框架結構，讓接觸到的內容歸巢就范，成為新的資源，就好比買了一大堆衣服，卻隨便堆在一起，而沒有衣櫥柜子、一架來分門別類整理一樣。

過去十年間，來自認知科學的很多發(fā)現(xiàn)，有助于我們對于學習策略的認識。比如我們通常說“熟能生巧”（Practice makes perfect.)一些學生再三閱讀同樣的內容和材料，希望通過熟悉而掌握。但練習因為方法上的細微差別，會造成效果上的極大差異。

根據2013年發(fā)布的一份研究報告，學生最為常用的一些策略，比如重復閱讀和劃線，效果非常低下。即便同樣的練習，比如都是一個小時，效果是分成兩個三十分鐘，中間間隔一段時間，效果好過完整一小時的練習。這種做法，學名叫“分布式練習”（distributed practice).

同樣，很多教育者用“過關”的思維，讓學生一個技能一個技能地過，一個方面不掌握（比如過去完成時的學習），就絕對不往下面再繼續(xù)練。很多練習，是將同類練習集中一起練（massed practice), 這非但使得學習過程枯燥，而且效果也不好。真正有效的練習，應該是插花練習（interweaved practice)，亦即增加練習過程中的題目的變化。類似于這樣的研究，近些年的心理學研究不少。這種研究成功，我看也在美國的教學中日漸應用，我也希望國內的教學和學習者多些了解。

該怎樣對待測試？現(xiàn)在“考試”是英語學習中的一個敏感詞。四級六級考試和高考，因為對個人前途影響太大，一向飽受詬病。這些考試屬于“終結性評估”（summative assessment), 計算分數(shù)。理想狀況下，測試應該能夠幫助學習的過程，而不只是作為學習效果的檢驗。作為反饋、矯正作用的測試，屬“形成性測試（formative assessment)。如果從高考、四級、六級這種“大考”，轉變到無數(shù)小測驗，則能把測試從“尾巴搖狗”恢復到“狗搖尾巴”的常態(tài)，讓測驗為學習服務。

這種測驗必須非常頻繁，能給學生提供反饋，（Dempster, 1997; Roediger andKarpicke, 2006)，甚至可以不用記分。學習者也可以自己設計測試題，比如利用Quizlet和Brainscape等程序記憶單詞，就是借助測試的“測試效應”（testing effect), 提高學習績效的好辦法。這種自己生產測驗的方法，也能產生“生成效果”（generation effect)，把學習者從消費者轉化為生產者，這樣更有利于內容的深入吸收。

在教育測試的設計當中，我也希望設計者關注教育的目標和測試效度。換言之，測評的內容，是否和教育要達成的目標吻合？比如如果你僅僅要測試記憶力，你可以增加拼寫、詞匯認知的比重。如果你想測試辨析能力和表達能力呢？另外，測試能否有效地、基本上比較穩(wěn)定地測出你要考的內容，而不是在出現(xiàn)差異的時候，僅僅歸咎為學生發(fā)揮不正常？

翻譯學習方法是否可??？過去三十年丟棄的另外一個重要的學習方法是翻譯。

上世紀90年代筆者學英語的時候，曾和一個北大英語系的高中同學交流各自的學習方法。當時北大的基本功訓練中，包括翻譯和“回譯”這種做法。

和語法、讀寫等方法一樣，通過翻譯來學習的做法，受到了聽說方法的強烈沖擊。如今已經二十多年過去，我也做了十多年翻譯，僅文學翻譯就做了250萬字之多。我深切體會到，我的外語水平是在翻譯中提高的。一些文學翻譯大家，比如翻譯家李文俊先生，本來是復旦新聞系畢業(yè)的，并非外語科班出身。可是經過?？思{、門羅、凱魯亞克等人作品的磨練，他成了當之無愧的翻譯大師，為什么會這樣？因為翻譯給人真實的原汁原味的材料，而不是教育者咀嚼出來的人工材料。

這種真實材料和翻譯的真實任務，讓人接觸到不同類型的詞匯和句型，和它們在真實環(huán)境下的應用。翻譯者一個字一句話都無法繞過，在轉化為流暢的中文之前，必須翻來覆去揣摩這樣的用法的意義甚至它的妙處，這給學習者無形當中增添了千變萬化不同語境下的學習機會。

而對照譯本來學習，也是一條好的路子。豐子愷先生學俄語，就是找俄文原著，對照著中譯本讀。學俄文9個月就開始閱讀托爾斯泰的長篇小說《戰(zhàn)爭與和平》。開始學習俄語后不到兩年時間，開始翻譯屠格涅夫的《獵人筆記》。楊絳翻譯《唐吉柯德》，是發(fā)現(xiàn)從英文法文轉譯不妥，開始學西班牙文，譯中學，學中譯。

總而言之，我們上面所說到的各種問題，實際上是把語言從學習者，從自然的語言上引開，帶向了人工的、機械的、低效的學習道路上。從哪里跌倒，從哪里爬起。新一代的教育者和學習者一方面要“撥亂反正”，回到正路上。另外一方面，也要使用新興的研究發(fā)現(xiàn)和工具，提高學習的效率。如能這樣，就是英語考試完全退出高考，也無法阻擋學習者進步的步伐。